公元7世纪，佛教从印度、尼泊尔和我国内地传入吐蕃，通过与藏族原始宗教苯教的长期斗争、交流、融合，逐渐形成了具有鲜明藏区地方特色的宗教——藏传佛教。后期藏传佛教以格鲁派为主，宁玛、萨迦、噶举、觉囊各派以及苯教并存，是藏族、土族、蒙古族以及其他部分少数民族共同信仰的群众性宗教。目前，西藏有1700多座寺庙，僧尼近4万人；青海有670多座寺院，僧尼2.1万人。此外，藏传佛教在四川、甘肃、内蒙古、云南等省区也有一定的传播。
在长期的传播过程中，藏传佛教不断渗透到信仰地区的政治、法律、经济、文化、道德乃至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，对藏族的社会演变和人口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。
积极作用
藏传佛教对藏族社会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。其一，藏族地区曾经实行局部政教合一制度，宗教阶层通过宗教固有的社会控制和群体整合两大功能，影响辐射当地大众的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伦理观及意志力，甚至主导和左右一定地域的社会生产生活、文化生活和思想道德，构筑起具有向心力的民族文化心理，一定程度上加快了青藏高原的民族融合过程，维系和增强了藏民族的凝聚力，也直接促成了祖国的统一和各民族的团结。其二，寺院以佛教文化为轴心，囊括了藏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绝大多数主流因素，如医药学、天文地理、建筑、造像艺术、哲学、教育学等等，体现着藏族各历史阶段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的最高成就，寺院也相应地将教学、科研、典藏、文化传播、文物保护等社会功能集于一体，为丰富中华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。其三，过去，寺院是藏族社会惟一的教育机构，寺院依靠藏传佛教严密的宗派法脉系统、严格的教规戒律体系、严谨的学经修行程序、完备的学衔鼓励制度，培养了一大批佛学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、社会活动家，其中不乏爱国学者及开明进步人士，对藏族社会历史文化产生重大影响。其四，藏传佛教群体成员来自多民族、多阶层、多行业、多区域，社会文化背景各异，具有明显的多元性、包容性、开放性，又有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群众影响。以此为基础，寺庙不断集中大量的社会信息和社会财富，促进和丰富一定地域的社会文化交流和商品贸易交流，从而打破了自给自养的封闭的藏族社会结构，促进了藏族社会文化的交流、生产力的解放以及群众间的往来，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群体的开放进化产生了积极作用。
消极影响
但在藏族历史上，藏传佛教也对社会经济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，甚至影响到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。其一，众多人口出家为僧，脱离人口再生产，严重影响了藏民族人口的数量和质量。新中国成立前，青海省藏传佛教僧尼达5.6万多人，约占当时藏族、土族及蒙古族人口的10％，玉树藏族自治州等地高达15％以上。其二，出家人绝大多数为男性，导致藏族人口性别比远远低于正常性别比的标准范围。性别比严重失调，非婚生育家庭比例较高，导致藏族社会、人口的非正常发展，扰乱了人、社会、自然3者协调持续发展的普遍规律，导致了藏族百姓在婚姻、家庭、卫生保健、生产劳动等方面诸多社会问题的滋生和蔓延。其三，藏民出家入寺，基本上脱离物质资料的再生产，使信教地区社会劳动力稀缺，人们改造和征服大自然、自觉发展经济的能力受到限制，群众生产生活水平难以改善。同时，藏传佛教一直保持其文化、教育、社会诸方面的相对独立性和神秘性，寺庙几乎垄断了全部藏族优秀文化和科学知识，广大人民群众敬而远之，导致藏族科技文化严重脱离群众的生产生活，不能有效地服务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。其四，僧尼群体按教规习惯以化缘为生，信仰社区的群众为此常年承受巨额的宗教消费支出，经济负担加重。尤其是转世活佛，寻访、认定、赎身、坐床、配备经师和管家、修建囊谦（噶哇）、圆寂葬礼等，一生都要以大量的超常规的人力、财力、物力支出为保障，可见群众负担之重。
随着社会进步，信仰宗教的少数民族地区文化、教育、卫生、交通、信息各项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。同时，经宗教制度民主改革，宗教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和不利因素也在逐步得到抑制。在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正确引导下，我国藏传佛教努力适应社会进步的潮流，紧随时代步伐，发挥积极作用，抑制消极作用，将会对藏族社会全面发展进步产生更积极的影响。